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没有资格直接上呈皇帝，不得不请工部尚书淞桂代呈，然而淞桂拒绝代呈。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我国宪法最新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对我国宪法指导思想的重构。因此，在实施宪法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下，中国宪法学应当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法观，积极参与中国宪法学与世界宪法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繁荣中国宪法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些制度和原则会产生一种结构，由此让一般的政治主张都置身其中。因此，如何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如何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如何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等等，都是中国宪法学者迫切研究的核心问题。[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中，首先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建设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以及法规的解释制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尤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制度建设。[11]韩大元教授曾提出在《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设立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另一种是将现有的法律委员会调整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42]此外，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将宪法列入湖南时务学堂的课程，并将傅兰雅所译的《佐治刍言》一书指定为宪法学教科书，使得湖南时务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讲授宪法学的学校，实现宪法概念和宪法思想的代际传承。

[52]郑翔贵：浅析西国近事汇编对日本的认识，《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108112页。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有关康有为宪法思想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多达4000余篇，几乎涉及康有为各个时期论述宪法问题的所有方面。[69]康有为：大同书，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0页。[80]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38页。

总之，在戊戌变法之前，在宪法一词的使用频率、宪法问题的研究水平和宪法概念的传播范围方面，康有为明显地超越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72]1876年康有为拜师于朱次琦，较早且比较系统地认识到《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73] 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74] 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75] 孔子制度在《春秋》，[76] 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

[65]郑之洪：‘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学术研究》1984年第6期，第124页。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21日，即戊戌变法正式开始的10天后。3.黄遵宪 何如璋是晚清首任驻日公使，黄遵宪的身份是公使参赞。据此推测，前述使用宪法一词及类似语词的图书和报刊，康有为基本上都阅读过，并且大致理解这些译法的含义。

笔者从当时的28种期刊的数万篇文章中，仅仅找到15篇使用宪法一词的文章，况且当时其他学者的重要著作均未使用宪法一词。笔者阅读了18971898年间的28种报刊，[62]在其中的13种报刊中发现了有使用宪法一词的文章。中国数千年之能长治久安，实赖奉行经义，早有宪法之存。康有为正是在阅读了《日本国志》后认识到，《春秋》之显孔子之功，非徒施于中国，又莫大于日本焉。

屈文生：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42~46页。而康有为在很多著作和奏折中都使用了宪法一词。

显然，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最多，除马用锡外，梁启超、康同薇、康同文、欧榘甲与康有为的师徒关系前面业已叙明。不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其他文献中是否还有关于宪法的论述？若有，分布于何处？康有为这些有关宪法的论述，是否达到了主张立宪法的程度，或者即使没有达到立宪法的程度，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康有为在宪法史上居于何种地位？尤其是对于舶来的宪法和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有为是如何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研究。

欧榘甲的《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使用宪法一词8次，阐述了宪法与律例、政治和《春秋》的关系：(1)明吾宪法，修吾律例。[52]康有为1879年在香港获得《西国近事汇编》，1895年模仿其体例而创办《中外纪闻》。胡其柱：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考论，《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第92~101页。[73]康有为：教学通义，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9页。从其对宪法一词的使用频率、宪法问题的研究水平、宪法概念的传播范围和宪法学中国化等方面来看，康有为的识见超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报刊，但他不可能在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立宪法的主张。是年指的是光绪二十二年。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梁启超曾撰《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刊于1897年12月12日的《时务报》。[37]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相比较，华南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

李文杰：首部汉译美国宪法问世考，《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39页。{3}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所以，推崇今文经学且注重民情风俗的康有为，能够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将酌定宪法和悬象魏修会典联系起来，将宪法权利和《春秋》的名分观念联系起来。而《春秋》为六经之一，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性著作。[55]1887~1896年间《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年度次数分别是：1887年1次，1888年4次，1889年10次，1890年2次，1891年1次，1892年3次，1893年1次，1894年4次，1895年1次，1896年0次，合计27次，其中1889年次数最多，达10次。

[38]参见注[24]，欧榘甲文，第15页。[9]《戊戌奏稿》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使用了宪法一词，但《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没有使用宪法一词。

[5]同注[2]，茅海建书，第283页。赵小波：从‘边角料到‘救国良方：‘宪法诞生及其实用主义倾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第126~135页。

[71]张纹华：广东春秋学的近代转型——以九江学派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0页。更关键的是，王韬使用宪法一词的著作仅限于《重订法国志略》，在其之前和之后的著作中均未使用宪法一词。

[22]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时务报》1897年第42期，第34页。[24] 8.宪法和成文法的关系方面。[40]梁启超：论译书，载《时务报》1897年第27期，第15页。[23]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阐发了两者的区别，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

而前述引文描述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这意味着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的时间是公历的1897年1月。[38] 3.康同文 康同文是广东南海人，字介甫，与康有为同乡同姓，与康有为的子女同辈，和韩文举同为《东亚报》撰稿人，而韩文举乃是康门十大弟子之一。

不过，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3)长沙《湘学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

而此时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多且系统，在宪法制度的认识程度上远远超越了郑观应。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尤陈俊副教授、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孙如意和匿名外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